外贸行业制胜供应链社会责任风险管理

制胜供应链社会责任风险管理

由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多个跨国公司因为供应商的“血汗工厂”丑闻，比如童工、有毒化学物品、性别歧视和虐待等，而导致品牌声誉蒙羞和公共关系危机。沸沸扬扬的“苹果有毒”事件则把如何管理供应链社会责任风险重提议事议程。本文拟探讨供应链社会责任的合理性，提供当前通行的供应链社会责任风险管理的框架和争论，以期为相关经理人和社会组织提供参考。

供应链社会责任的合理性

对于对境外工厂拥有所有权的投资人来说，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出发，雇佣关系使得它应该承担对工厂工人和劳工条件的社会责任，这是不难理解的。

然而，那些跟境外工厂只有购买关系的品牌公司、进口商和连锁超市，他们离工厂非常遥远，对工厂雇员亦无雇用关系，为什么要对供应链生产过程的工人和工作条件负有社会责任呢？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主流的观点是，在无所有权关系存在的情况下，品牌公司不能强加劳工标准给另一个国家的工厂。然而，媒体越来越发现，那些对工人有直接雇佣关系的雇主，要么没有能力投资并提高条件，要么没有直接面对国外批评者（尤其是消费者）的压力；而当地政府或者是执法无力，或者是对批评的声音没有反应。社会团体也发现，品牌公司、进口商和连锁超市，虽然与境外工厂地缘关系遥远，却对供应商社会责任的提高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在“血汗工厂”密集的行业，比如服装，电子、鞋、家具等行业，品牌公司、进口商和连锁超市公司对境外生产过程通常有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控制力，如果它们能够决定产品的质量，那么，它们也能够决定劳工标准和生产条件。

学理上，利.塔维斯（Lee Tavis）于1982年在《社会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跨国公司对第三世界的社会责任》一文中所提出的“生产力/社会分离原则”（productivity/social separation principle）给于这种实践非常大的支持。这个原则建议：在同时满足有效率市场和有效率政府两个条件的社会，企业除了增加社会生产力之外，并无其他社会责任，而在那些两个条件或其中一个条件缺失的社会，企业就应该承担更多更大的社会责任，尤其是跟供应链利益相关者有关的社会责任。自发表以来，“生产力/社会分离原则”因其能够解释跨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供应链社会责任，受到越来越多的引用和重视。

即便在市场有效率、法制完备的美国，品牌公司和零售商对供应链承担社会责任也是社会共识。1995年，美国通报了一起境内的“血汗工厂”丑闻，在大洛杉矶区的一家服装厂里，泰国籍工人每天工作17个小时，而小时工资只有60美分（美国最低工资每州都不一样，一般在7美元每小时左右）。此事件引起全美轰然大波，时任美国劳工部部长罗伯特.瑞赤（Robert Reich）针对此情况，公开倡导了零售商的供应链社会责任。依据他的说法，劳工条件的提高当然首先是直接雇主的责任，其次是政府的责任，然而美国只有816名联邦劳工条件调查员去监督650万的公司，因此，“我们需要零售商担当警察”。

供应链社会责任风险管理的框架和争论

行为守则

将近92%的财富500强公司业已公布了供应商行为守则。尽管文件的名字各有千秋，但目标则是相同的，即确保公司的使命、价值观和伦理标准能够在供应商层次得到实现。在制定行为守则的过程中，对供应商的访问是重要一环，以确认供应链社会责任风险的范围和重点。《联合国人权宣言》、国际劳工组织的劳工标准、《全球契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跨国公司指南》等文件亦被广泛引用和学习，以保证最基本的符合主流价值的行为守则。公司通常指定同时拥有社会发展知识和管理经验的个人或团队来管理供应链社会责任风险。行为守则的制定与管理架构的改革，显示了公司在制度和治理层面上解决供应链伦理问题的决心。然而，行为守则仅仅是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下，公司将在供应链层次开展具体工作。

社会审计

社会审计被广泛使用来监督供应商遵守行为守则。然而，社会审计的过程通常是没有固定标准的，也缺乏具体的衡量工具。通常被质疑的问题有：谁应该来执行社会审计？是品牌公司还是应该依赖外界的“看门狗”？社会审计应该事先通知还是应该随到随查？如何处理违规的供应商？如何补偿审计员以及谁来支付审计费用？如何保证社会审计的品质？  批评家提供了若干研究呈现了社会审计的风险。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社会审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降低了违规，提高了劳工条件。

社会报告

尽管社会报告不是法律规定的，其过程亦无法定标准，年度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报告的确提供了公司与利益相关者和批评家们的就供应链社会责任绩效进行沟通与对话的平台。全球报告倡议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提供了广为所知的自愿性社会报告指南。除了可能实现的社会目标，年度社会报告也能帮助公司实现另外的利益，比如吸引潜在客户的市场营销工具。这些潜在客户因为有其行为守则，也许会关注其他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和绿色标准。然而，必须警惕一个现象，即公司仅仅把社会报告变成市场营销的工具。
业界标准
通常，管理国外的供应商和合同商超越了单个公司的能力。业界标准和倡议则能形成业界集体性的对供应商的要求，从而在经济层面上要求供应商必须就其社会问责进行改变和提高。这些业界标准包括 电子行业公民联盟 (Electronic Industry Citizenship Coalition， EICC),  公平劳工协会（ (Fair Labor Association， FLA) , 国际原子能委员会（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Commission ，IAEA) 以及化工行业社会责任关怀（ Motivation of chemical industry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rough Responsible Care) 等等。

多方利益相关者倡议

有时，行业努力引进了不同利益相关者，因为他们相信促进持不同意见乃至冲突性价值观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对话能带来更富伦理性和社会责任性的解决方案。比如，公平劳工协会由公司、学术机构、大学、和社会组织共同管理，以提高服装行业的劳工标准。多方利益相关者倡议也依赖社会审计来确保行为守则得到遵从，然而，一旦发现违规，如何处理才是恰当的呢？通过多方利益相关者对话，一种更为深远和整合全供应链链条的方案被识别，这就是供应商能力建设。
供应商能力建设
绝大多数社会活动家认为品牌公司因为违规而终止供应商的供应将对供应链相关者产生负面影响，比如供应商破产或工人失业。更负责任的方法是对供应商教育，并提供培训以提高社会责任绩效。这些教育和培训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针对工厂管理层的，比如健康、安全生产和歧视相关的法律等；另一方面是给工人提供的赋权性的项目。案例研究表明，能力建设看起来提供了坚固的长期性的解决方案，然而，某些问题依然是争议性的：谁应该为这些能力建设项目付款，品牌公司还是工厂？如何设计这些项目？ 谁来执行这些项目？ 如何协调生产时间和花在能力建设上的时间？工人是否应该牺牲掉晚上和周末时间来参加项目，或者工厂应该付钱给工人因为参加培训项目需花掉的多余时间？

激进议案

富于争议性的议案可能是提高采购价格的议案了。社会学家认为导致供应商漠视劳工权益是因为过低的采购价格，这使得它们没有经济能力提高工作条件和缩短工作时间。争论认为品牌公司应该提高采购价格，给工人提供高于市场或法定最低工资的工资，乃至生活工资。然而，经济学家则认为由于普遍存在的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人为推动采购商提高采购价格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低廉的竞争力，也可能导致国外直接投资减少或采购价值减少，最终导致工作机会减少和工人失业，乃至无工资可言。笔者认为，在商业伦理中，存在着“合理利润”的准则，可在这个框架下，就某个事项进行更具体的经济分析和社会责任分析，积极引进利益相关者的对话，最终得出实质性的价格方案。

消费者责任

另外，社会学家认为供应链管理中流行的零库存和即时交货模式导致工人过度加班，以迎合不断变化的生产需求。人们需要了解，到底是品牌公司不断对供应商提出不合理的期望，以让零库存和及时交货成为现实，还是那些挑剔和口味不断变化的消费者，在“消费者永远是对的”这种理念下，不期然地形成了对供应商采购模式的压力，最终导致供应商社会责任违规？依据国际商业咨询师凯尔文.A.博格的说法“当消费者对他们的购买需求导致了不好的情况不知晓时，他们是问题的原因之一，然而，一旦消费者意识到了，消费者的压力迅速转移到工人权益和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 事实上，来自麦肯锡、尼尔森、和 Gartner 的市场趋势研究显示了消费者在购买之前，越来越关注“绿色” 和企业社会责任。然而，这种关注是否会转变为接受更高的产品价格或牺牲消费口味还有待证明。 “毒牛奶”事件让消费者迅速罢买关联品牌牛奶证明消费者关注自身权益，然而，消费者是否会为了争取利益受损的工人（他人）的权利而罢买相关品牌或接受相关妥协呢？结论似乎是消极的，然而美国加州草莓行业和哥伦比亚咖啡行业是很少的几个正面例子，在两个例子里，消费者认同了为了供应链链条所有相关者的利益，尤其是农场和农民的利益，接受了增加的消费价格。
随着中国公司在东南亚和非洲直接投资、采购比例的增大，中国公司在境外将面临比国内更为复杂的供应链关系和利益相关者关系，尤其是相关社会团体活动更为活跃。中国公司应该制定严谨的供应链管理政策和制度，以在境外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中，在持续利润增长的同时，履行对当地社区环境和供应商工人的相关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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